2024年初，国务院国资委明确提出“将市值管理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”。这不仅是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变革，更是国资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标志性信号。紧随其后，新一轮“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”全面铺开，其核心目标直指“增强核心功能”和“提高核心竞争力”。一系列密集部署清晰地表明，本轮国企改革已告别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，转而聚焦以“价值创造”为核心的内涵式增长。在这一背景下，资本市场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嬗变。它不再仅仅是国企的“融资渠道”，而是历史性地被推向改革舞台的中央，转变为推动国企脱胎换骨的“核心引擎”、检验改革成效的“试金石”，以及实现其真实价值的“发现平台”。如何推动资本市场与国企改革深度融合，已成为决定本轮国企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命题。
根据财政部公开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国有企业（非金融）资产总额已攀升至371.9万亿元，营业总收入达到84.72万亿元，利润总额超过4.35万亿元，各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，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进一步彰显。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，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助力。但长期以来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普遍存在“估值洼地”现象。这一“价值与价格的背离”，不仅影响了国有资产的账面价值，也制约了国企的资本运作能力。如何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一场深刻的价值再发现、再评估和再创造，已成为本轮改革的重中之重。国企估值折价，源于市场对国企治理僵化、效率低下的刻板印象，以及传统估值模型无法衡量其战略价值和社会贡献的局限性。破解这一困境，需要国企依托资本市场，从资产定价、市值管理和信息沟通三方面主动作为。
首先，资产定价需更加市场化。政策已明确要发挥证券市场在国有资产交易定价中的作用，并建立“容错免责机制”，鼓励国企管理者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，大胆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资本运作。其次，市值管理需主动作为。将市值管理纳入业绩考核，是推动国企从“被动接受估值”向“主动价值经营”转变的革命性举措。国企应善用稳定分红、股份回购、强化投资者关系、开展高协同性并购等工具箱，持续提升内在价值。最后，信息披露需有效传递价值。国企需要改变过去相对保守的信披风格，学会用市场听得懂的语言“讲好自己的故事”，充分展示公司在战略、研发、ESG等方面的非财务信息，让市场全面、深入地理解公司的真实价值。
任何深刻的变革，都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指引。本轮国企改革之所以将资本市场置于核心位置，其背后是国家战略层面对国企功能定位、价值衡量标准以及国资监管模式的系统性重构。从“国企改革三年行动”的收官，到“深化提升行动”的启动，再到“中国特色估值体系”的提出，一条清晰的政策主线贯穿其中，为资本市场深度参与国企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。目前，改革的逻辑已从“三年行动”的“搭框架”，演进至“深化提升行动”的“强功能”。新一轮改革的定位是“以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的功能性改革”，更强调国企在科技创新、产业引领和安全保障等关键领域的战略作用。这一转变，意味着对国企的评价标准必须升级。“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估值体系”，正是对上述改革逻辑的回应。它旨在纠正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对国企的估值偏见。传统估值模型难以衡量国企在维护产业链安全、履行社会责任、提供稳定分红等方面的多元价值。
从顶层设计的革新到市场实践的深化，一幅以资本市场为核心引擎，驱动国资国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。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效率和利润的改革，更是一场关乎价值认知、治理模式和发展范式的深刻革命。一个治理更完善、价值更凸显、竞争力更强大的国有企业群体，正在资本市场的助力下加速形成。展望未来，资本市场与国企改革的深度融合将呈现三大趋势：一是混改将更重“质量”而非“数量”，能否带来真正的治理变革和业务协同将成为关键；二是市值管理将成为国企“标配”，围绕价值创造的各类资本运作将更加活跃；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企有望率先实现价值重估，成为“中国特色估值体系”下的价值标杆。
这场改革，需要各方参与者共同努力。国企应抓住政策窗口期，大胆而审慎地制定资本市场战略；投资者应与时俱进，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国企的投资价值；监管层则应继续完善制度，在“放活”与“管好”之间寻求最佳平衡，为国企改革营造一个稳定、透明、高效的资本市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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